第143章 结尾一
四月之初,柔和的阳光肆意倾洒,给大地披上一层金色薄纱,微风轻拂,带着丝丝甜意,撩动着人们的心弦。街边的柳树抽出嫩绿新芽,细长柳枝随风摇曳,似在与春风嬉戏。
四季楼在这大好春光里,更是热闹非凡。楼内连番上演精彩大戏,从江南而来的几家戏班接连登台,那悠扬婉转的唱腔、精妙绝伦的身段,引得京中众多达官贵人纷至沓来。楼外的春和景明、怡人风貌,愈发衬得楼内热闹非凡,只不过此时的热闹,并非在那高高戏台之上,而是悄然转移到了台下。
驸马都尉仇任之子仇良,带着身旁几个同伙,正与冯紫英、宝玉、薛蟠等人在一楼起了争执。一时间,吵嚷声不绝于耳,引得楼上楼下众人纷纷侧目。打头阵的,正是那爱出风头、总想充当好人的薛蟠。只见他涨红了脸,和对面对骂。宝玉站在薛蟠身后,焦急地拉住他的臂膀,几次张嘴欲言,却都被薛蟠那如连珠炮般的话语堵了回来。冯紫英站在人群中央,神色焦急,试图从中斡旋、化解这场纷争。仇良本也无意将事情闹大,起初不过是逞些嘴皮子上的威风,不想真闹出什么丑事来。
可两帮人里,偏都有那冲动莽撞的愣头青。薛蟠与对面一个身形柴瘦、双目狭窄、身着大红锦袍的人,起初只是言语间互不相让,几句下来,便发展成了手部的推搡,你推我一把,我搡你一下,火药味愈发浓烈。没多会儿,更是化掌为拳,力道上来了,自然血气翻涌。宝玉站在薛蟠身后,满心想着劝和,瞅准时机,忙开口道:“你与他在这闹什么,他又不是京中人,便是他说话,你听得懂吗?闹出不好来,回去姨妈必有教训你的。”
宝玉本是一番好意,想委婉劝解薛蟠,息事宁人,可这话一出口,却好似点燃了火药桶,瞬间激怒了那个瘦小个子。只见他脖颈猛地伸长,像一只被惹急的斗鸡,脸涨得通红,对着宝玉破口大骂:“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笑话我!你是什么东西?” 说罢,怒目圆睁,上前几步,身子前倾,整个人几乎压在了薛蟠身上。右手如钳子一般,狠狠抓住宝玉的衣领,左手高高抬起,紧握成拳,作势欲挥下。宝玉见状,心中暗叫不好,想要闪躲,奈何身后挤满了人,根本无路可退,只能眼睁睁被对方抓了个正着。
冯紫英和卫若兰在一旁看到这一幕,心急如焚,赶忙想去拦住。可仇良却带着人,将他们给堵住了。冯紫英望着被夹在中间的薛蟠,又看了看怒不可遏、即将动手的瘦小个子,心中暗叫不妙。他很清楚瘦小个子的身份,若是两人真打起来,今日在场的众人,怕是都要被牵连,吃不了兜着走。
但行事晚了些,少年们的争吵,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显得格外刺眼,就是附近聚过来十来个少年的起哄,就不能轻易了事了,争得是一口气。
宝玉躲闪不及,结结实实挨了几拳,嘴角流出血来。一直想要分开两人的薛蟠,一看大事不好,要是回去了,母亲又有的骂了,于是力气用大了些,轻轻一推,浮在半空的瘦小个子撞回人群中,几个同伙马上将他接住,瘦小个眼见自己不行,叫小厮将楼外的随从们都叫来。冯紫英见此,立马同仇良低声怒骂,“姓仇的,皇后娘娘的侄孙和德妃娘娘的外甥打起来,有个好歹,你母亲也救不了你!”
仇良当然知道冯紫英说的是大实话,只是嘴上依旧不松口,“我们会怕?到时怕是你们吃得苦多些。”
卫若兰听完这两人的对话,只觉是在放屁,手肘朝外,往前一挤,一人吃痛,让开了路。卫若兰走到近前,拦在薛蟠宝玉身前,还把二人往后挤了挤,就这会功夫,楼外快步跑进来几个粗壮汉子,瘦小个子正要下令,仇良立马贴身拦住,说了几句温和话,“鸿哥儿,犯不上用下人,他们粗手粗脚.......”
“不能忍了,叫人看不起。”仇良闻声看去,是个脸上留了红印的公子哥儿,常在曾廷鸿身后做个出钱的下头。
“还愣着做什么!把他们都给我抓了,狠狠教训一顿。”曾廷鸿的呵斥声很快响起,满脸赤红,手指向站在卫若兰身后的宝玉。
几个汉子起初还有所犹豫,奈不住曾廷鸿的连番催促,只得硬起脸,朝宝玉抓去。
就在两帮人争执之际,一碟茶碗飞射而来,砸在一个粗手钳住卫若兰的曾家随从头上,剧痛让人松开了手,几个还准备抓住宝玉的随从都停下来,看这变故,他们的少爷曾廷鸿则是怒火中烧,头还没朝四周看,怒骂就传开了,“是哪个不长眼的干的,找死呀!”
等众人看清是谁掷的茶碗,原先还在一旁起哄的少年们,马上四散开来,回到自己座位上,装作无事发生,不去看但耳朵还竖着。
等曾廷鸿看清是二楼的几个人,脸色很是不善,欲说几句狠话,被仇良和一人拦住,“宏哥儿,别乱来,这人是席大,惹着他,我们肯定要脸上无光,丢脸走人的。”
“席大,”曾廷鸿念着这个名字,“这人是谁?”
而就在仇良同曾家少爷解释的时候,冯紫英见是席澈出面,知道事情不会闹大了,这人和他们不是一群人。卫若兰放下心弦,好奇席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据他所知,席远班最近一两年一直奔波在外。
身后的薛蟠和宝玉好奇坐在楼上出手相助的男子是谁。
在这几息之间,端坐二楼之上的席澈没有理会楼下少年们的纷乱,而是看向戏台,“唱戏的,你们是人死了,站在台上充木桩呢?
台下就是死了人,你们也得给我唱下去,不然唱什么戏,早砸了家伙什,回江南老家抱奶去!”
方才一阵乱,戏台上的角不知所措,唱不下去,停了下来,则是听到楼上客人的骂,也不知该不该唱,忙看向班主,正巧接上班主要招呼他们唱起来。
等台上的戏重新开始,席澈收回目光,居高临下地骂道,“打打闹闹是你们的本事,可用上人就不对了。气不过,是个丈夫,就用自己的拳头。打生打死,是你们本事。”
“说好话有个屁用,你是来帮这个娘们的。”曾廷鸿知道眼前人身份,,觉得不过如此,在随从的簇拥下,双手叉腰逞能道。
席澈没理会小毛孩的叫嚣,而是淡淡说道,“杀几个废物公子哥,不是你们的本事,这是京城,不是湘川九嶷的野地,珍惜点自己的命,为了这点事,不值得。”
随后站起身来,冷冷瞥了一眼还在大话不已的曾廷鸿,等到曾家小子住了嘴,带着几人离开了包间,他元宵后从江南回京难得出来看看戏,不想戏还有这样试的。
出了包间的席澈几人撞上旁边包间出来的人,席澈打眼看去,是西宁郡王李辅彤和他长子李惟冼,西宁郡王也看到他了,避不开,只得上前见礼,“王爷,世子,不想在这遇到你们。”
李郡王笑吟吟地,“哈哈,东征军大捷,戚蒋二人在辽河畔聚歼三万建奴,如此大喜,普天同庆。有人请戏班来唱,又不花钱,我自然不介意来看看,不过想不到台下的戏比台上的还要来的好些。
如果不是你出声,明天肯定有的故事给人讲。”
席澈面露苦笑,“王爷说笑了,不过有人故意打给我看,之后有的账要算呢。”
“席大,王家那位没回来,琏二又不在京,就是那块宝玉碎了,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个二房的二房,也就那位老太太宠溺。据我所知,琏二对这个堂弟可不怎么上心。”西宁郡王打趣着说完,就离开了,错身而过,世子李惟冼饶有趣意地看了席澈几眼。
席澈目送他们离开,身旁一人说道,“王爷愈发富态了,不知道还上不上的了马车。”
“管这做什么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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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个研究东西方近代转变的学者而言,嘉祥二十年至永熙六年的八十年是中国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转变期,同样也是世界历史中不可否认的巨变的一部分。
从政治意义而言,遵从中国传统权力结构演变规律的嘉祥帝,其通过废太子事件给予勋贵集团打击以集中皇权的行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或者说只完成了开头。
当二十年间激烈的政治斗争,最终在嘉祥四十年春三月的游猎事件中开始出现勋贵集团转向采取武力解决纷争的迹象,这是极为糟糕的,对于嘉祥帝而言。
在春三月至隆兴元年春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自比汉武唐宗的帝王,他在漫长而复杂的博弈后选择了退让,这导致了这位帝王在退位后深居宫中十余年,政治生命提前结束。
嘉祥帝的退让妥协与他的后继者隆兴帝在处理江南系勋贵事件中的退缩是如出一辙的,两位可堪雄主的帝王在政治斗争进入到需要用武力解决的地步时,都放弃了。
从国家角度讲这两次退缩都换得了和平与稳定。
但对于皇权的稳固而言,是极为糟糕的。政治斗争是由两位帝王为了集中皇权而开启的,但到了需要承担后果时他们却退缩了。
这一切或许可以用国家的稳定来解释他们的退缩,是为了保全大局。但当具体到个体时,我更愿意用权力与责任来解释他们的退缩,他们只希望享受权力而并不希望承担责任,这与历史上的皇帝们是极为相似的。
他们当然希望处理掉针对皇权而产生的任何威胁,但对于处理威胁所带来的后果却希望由他人来承担,特别是后果难以估计衡量时。
武帝是如此,他成功了,外戚武勋集团卫氏倒台了,之后刘屈氂李广利却相继死去;玄宗是如此,但他失败了,安史之乱,渔阳动地,而杨国忠是准备已久的羔羊;徽宗是如此,他也失败了,金军兵临城下,童贯蔡京是不够的,还要钦宗上位,结果他与钦宗成了二圣,北狩为名,屈辱至极;嘉靖皇帝是如此,他是成是败很难辩明,但严氏父子却是可以肯定的,是留名千古的奸臣。
嘉祥帝的开头是成功的,开国八公后人之一的缮国公被打倒了,而保龄侯也如期地亡故。到这里,按照故事的模板,应当结束了,但可惜的是,这却不是结束,因为彭城侯死了。
彭城侯的死是标志性的。在嘉祥帝时期,他是结党乱政的奸臣,但在元泰帝时期,他是被蒙蔽裹挟而错杀的能臣。
是奸臣还是能臣,并无重要。重要的是,当嘉祥、隆兴两代帝王面临武力流血的可能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手握军队的勋贵将领,站在他们身边,这使得皇帝直面了政治斗争和武力斗争的全部后果。
很显然,两位历史上标准的君王,没有胆气去承担这样可怕的后果,尤其是他们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学者们相继用一句话来概括总结:
在这一刻,责任击退了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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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八公和中兴八公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具有相当特殊的继承关系。
开国八公中最先倒下的是宁荣国公府为首的江南系勋贵。
这段长达八十年之久的转型期的开始起于第二代缮国公的倒台。尽管存在多种因素,但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的是,直接的责任人是保龄侯,所以当江南系的头面人物王子腾意外病逝时,一个机会出现了。
这个机会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意义不同。
辽东战事和新政从一开始就异常顺利,从天下人的角度讲,是好事。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都会莫名感到别扭和不安心。
勋贵团体在辽东战事中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新政前期施行过程中勋贵团体面对首辅李嵇为首的文官们的温和让步,这一切都太过顺理成章。
以至于今天回过头去看,只觉得众正盈朝,每一个人都为了这个王朝的兴盛、天下百姓的福祉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请问,隆兴帝的作用在哪里?
好像可有可无。
王子腾的死,首先带来的是江南系内部的权力失衡,从属于王子腾的势力失去了首领,而作为江南系的一员,他们按照常理应向青年一代的领袖武襄公贾琏靠拢。
但根据事后隆兴帝对江南系发动大案,清理的人员名单来看,这些亲近于王子腾的人几乎无一幸免,被捉拿下狱,判刑流放。
这是很奇怪的,当时不过而立之年、就已经位居正三品护军营都统的贾琏是勋贵团体青年一代中无可否认的翘楚。当时官位可以与他相比的,只有被封为蓟北侯、担任辽东都司右军统制的忠毅公陈维尹。
如果贾琏吸收掉这些人,他可以完整的继承江南系勋贵势力,从个人自利的角度讲,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很可惜的是,这没有发生。
针对江南系的大案发动的时间是很微妙的。王子腾死时,贾琏虽然身居要职,但有多少实权是值得商榷的,他先后任职待过的骁骑营和步军营下属都不在他的麾下。
护军营的左右统领,一个是从蓟辽升上来的安如器,另一个是有禁军背景的苏疾,从这样的架构而言,贾琏是很难在护军营中建立威信的。
事实上,自辽东战事结束,升任护军营都统的贾琏就一直以身体缠疾为由,报请病假,居于荣国公府深宅中静养。
直到新政进行到关键时刻,经世学派力主推动的黄淮治理工程在历经波折后,通过廷议,进入实施阶段。
时任内阁大学士的鲁国公文宪公李轲亲自主持该项工程,出京前往淮北。放眼自明代内阁建立以来,内阁大学士出京主持具体事务恐怕只此一例。
而李轲亲自主持,却合乎情理,因为这项工程的先行款就达到了七百万两,预计总耗银达一千五百万两,实际超支四百万两,事涉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千万黎民。
这样庞大的工程所带来的利益纠葛是难以想象的,漕运衙门、两淮盐商都是肉眼可见的受损者,而暗中反对此案的人更是难以预计。
隆兴帝有意遣将随行,督黄淮行营兵马,协助李轲处理地方事务。但武臣中没有人愿意出任此职,关键在于行营兵马来自四省中三镇七府的抽调,规模达到一万六千众,几乎都是地方守备兵,内部关系复杂,同地方势力的利益盘根错节。
对于统领这些人去做有可能损害他们利益的事情,任何人都没有足够的勇气。连续三次选将无果后,隆兴帝大怒不已,期间处理了数人,最后决议由京营兵马居中调和,督地方诸军。
但京营中老资格的几人都借故推托,其中任京营骁骑营都统的侯致远最受隆兴帝青睐,但很可惜,侯被六部文臣们非议,认为此人从未出镇地方,带兵也没有名声,恐怕不行。
隆兴帝进退不得,问询内阁诸公,夏崇的继任者吏部尚书童观谏言缓行此案,既无合适人选,再择机施行为上。
这话触怒了隆兴帝,挥袖离去。三日后,让所有人意外的人选诞生了,根据记载,帝夜宿德妃宫中,问备如常,得一人选。
此人正是贾琏。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存疑,德妃贾氏并不受宠,她能够被封为妃全赖娘家,而且其处宫中十余年,孝文皇后对她的评价是守德循规、机敏少言、淑德流芳。
但不论真情是何原由,贾琏得到了皇命,行黄淮行营四省兵马督抚职,率五千京营兵马随同李轲南下两淮,驻军淮安府。
辽东战事结束于隆兴九年十一月,王子腾死于隆兴十一年,贾琏出京是在隆兴十二年夏。
同年秋天德妃亡故,冬天史家、王家相继被抄家,次年夏初宁荣国公府中除荣国公府大房人等以外,悉数被捉拿下狱,六月荣国公府史老太君病死于牢狱之中。秋天宁荣府核心人等悉数论罪判刑,首罪而不可恕者斩,其余贬为贱籍,流放贵州平越州。
十三年冬,帝以贾琏妻王氏不守女德、私放印子钱、草菅人命为由褫夺品级,贬为白身,念其夫有功于国,辛劳任事,命其在家思过悔罪。
同时黄淮工程在经过一年多的波折后,已经进入平稳期,帝命贾琏回京述职,问询黄淮诸事。
从时间线而言,此时孤身返京的贾琏和历史上那些即将被问罪的臣子没有任何差别,所谓的回京述职更像是一个借口。
如果需要,隆兴帝完全可以用十三年夏迅时贾琏炮决去而复返、阻拦泄洪而危害两淮的泗州百姓,处死泗州知县全家老小的暴行,问罪于贾琏。
尽管这项权力是隆兴帝在其出京时授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