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六角义贤获知伊势北畠家有力庶子家的木造家叛离至己方后，不禁大喜过望，当即命长野工藤家、鹿伏兔家两家调集兵力前去增援木造家，自己则是加大对千种城、楠城两城的攻势，意图尽快将上杉家在北伊势诸郡的势力彻底清除。
然而，远在相模小田原城之中的上杉清定可不是对近畿诸国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小川城城主多罗尾光吉、雨乞山城城主藤林保丰二人虽然没有公然宣布倒向上杉家一方，但还是将近畿诸国之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通通告知上杉清定，完完全全成了上杉家在近江、伊贺两国之中的‘包打听’。
多罗尾光吉、藤林保丰二人也是最早将三好长庆发兵突袭筒井领的消息送至小田原城，让清定能够尽快做出应对之举。
随着上杉家同族重臣八条定繁在接连重创了织田家有生力量后，此时的织田家连抵御上杉家的侵攻都非常吃力，哪里还有余力去牵制上杉家在尾张境内的兵力？哪里还有余力去讨伐叛离的丹羽郡诸将？
直江景纲在接替八条定繁成为尾张众旗头以后，很快就将千种家、伊势楠木家送来的求援信转送至小田原城。
而此时的清定正忙于与大明重新建立勘合贸易。
曾经，大明为了平息外患，一面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与外国进行商品交易；一面与扶桑进行多次外交交涉，允许扶桑以朝贡的名义，定期进行商贸往来，以达到借助扶桑的力量来抑制倭寇的目的。
可是，倭寇自从获得了葡萄牙人的火器，以及江西、浙江两省的豪门贵要的暗中勾结是愈发猖獗。
而江西、浙江两省的豪门贵要也通过倭寇来进行走私，获得了天量财富，甚至还在大明的官僚体系之中安插了无数闽浙籍贯利益的利益代言人。这是一个横贯在大明帝国东南的无比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从地方到朝廷，从海内到海外，到处都是他们的人。
早在嘉靖八年，明世宗朱厚熜更是连摘了福建数名指挥使的乌纱帽。但皇权不下县，当他下令焚毁福建地方大族所有用于海外走私的船只时，其政令还没进入福建境内就成了一纸空文。
就算大明沿海诸省抓捕的倭寇头目，也因为当地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相关部门的纵容下从轻判刑。
即便大明皇帝再三强调海禁，可沿海诸省的豪门贵要、官府，甚至是官兵，都在这种非法贸易之中分一杯羹。使得山头林立的大明帝国东南，俨然成为了国中之国。
此时的明世宗朱厚熜对东南沿海诸省的政治生态，以及非法贸易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尽管前任浙江巡抚朱纨在坐镇浙江的这段时间里，是鞠躬尽瘁，尽心尽力，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扫荡各路倭寇，执行着海禁政策。但最终因擅自诛杀海寇李光头等九十六人而被罢职按问。他自知难免一死，遂吞食毒药自杀身亡。
可以说，触碰利益是比触碰灵魂更加危险的事情。
由于朱纨自尽身亡后，大明东南沿海诸省的倭寇是汹涌而至，祸烈更深。尤其是被称之为‘徽王’的王直。
王直在统领了诸多商船船队派系，成为了海上的无冕之王。
在王直之前的倭寇只不过是在沿海地带进行劫掠，自他开始倭寇便开始登陆远袭，攻城略地，杀官戮民，血洗了长江中下游，就连大明的陪都南京都不得安宁。他还先后攻破府、州、县、卫所城池高达上百座，杀害军民数十万，累计涂炭数千里。
这也是清定不愿意与王直进行贸易往来的缘由之一。
得益于上杉家先前与朝鲜缔结的牙符贸易，使得朝鲜高层为了能够从上杉家处获得更多的新濑户烧瓷器，在与大明的交流中极力称赞统治扶桑东半国之地的‘贤侯’上杉清定，在上杉家的协助下，朝鲜沿海遭到倭寇袭扰的频率也是越来越低。
使得明世宗朱厚熜顿时想起了之前朱纨的献策——借助扶桑之力实现去大明沿海之盗。
于是，明世宗朱厚熜还遣使至藩属国琉球，让琉球方面也好好调查一番，那位被朝鲜方面称之为‘贤侯’的上杉清定。他有意与掌握扶桑实权之人进行交涉，希望能够协助大明清除为祸东南沿海诸省的倭寇。
而琉球方面，明世宗朱厚熜也就只能通过有着频繁贸易往来的岛津家来了解上杉家。
不过，琉球这边搜集到有关上杉家的情报，明显要比朝鲜方面多一些。
随后，尚元就遣使至北京，将上杉清定已完全掌控扶桑东半国之地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航运、土地税收等告知明世宗朱厚熜。
这时的大明内部政治斗争渐趋激烈，进剿倭寇有功的前任浙江
巡抚朱纨、前任闽浙总督张经先后因明世宗朱厚熜听信谗言而下狱冤杀。
继张经之后担任总督的是兵部侍郎周珫，他也仅仅经过三十四天就因赵文华的弹劾而被罢了官，由南京户部侍郎杨宜担任总督。赵文华可是在《明史》中是列入奸臣传中的人物，他早在国子监读书的时候就与严嵩有着师生之情。
在严嵩发迹之后，赵文华更是干脆认了严嵩当干爹。
赵文华不仅建议祭海神，还因索贿失败而相继弹劾海防负责人。海防负责人常常根据他的意见而进行更迭。海防负责人的频繁更迭，造成了指挥系统的混乱，结果有利于倭寇的活动。
在杨宜就任总督后不久，就发生了倭寇逼近南京城的严重入侵事件。据说倭寇不过六七十人，从杭州湾登陆后，一昼夜奔走一百八十余里（中国的一里约六百五十米），骚扰浙江、安徽两省各地，逼近南京城下，经江苏省，直到在太湖湖畔被全歼为止，历八十余日，行经数千里，杀伤四千余人。
作为禁止倭寇的一个方策，杨宜便向扶桑派出了使者郑舜功。
郑舜功于嘉靖三十四年（扶桑弘治元年）从广东乘船出发到扶桑，一直逗留在雄踞丰后的大友宗麟那里，详细调查倭寇的动静与扶桑国内情况，嘉靖三十六年（扶桑弘治三年）与大友家的使僧清授一起归国。他是以汉代张骞为榜样的冒险家，怀着很大抱负进行活动的。但他并没有更进一步前往四国、本州，反而在九州诸国待了两年以上。等他回国时，推荐他的总督杨宜已被赵文华弹劾去职。使得郑舜功的意见不仅不能被采纳，而且他还被问罪流放至四川。
嘉靖四十四年，郑舜功写的《日本一鉴》，是为了吐露他的关于天文、弘治年间扶桑的全部知识和平素怀抱的倭寇对策而向官府提出的著作。
可惜的是，郑舜功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他的著作《日本一鉴》也没有被发行，而是通过几本抄本流传下来，不久就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