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时，董卓已到城西。经过一番打听，得知袁绍等人忙着在宫中屠杀宦官，而小皇帝被劫到了北郊，现在正在返回途中。
听到这里，董卓不禁冷笑：袁绍太没智慧，只顾杀宦官，却不知迎回皇帝会有怎样的政治影响。董卓马上率领部众赶往北郊迎驾，把皇帝送回京城后，他就赖着不走了。
何进的部将齐督曾预报新认为董卓大张旗鼓进京必有异心，他对袁绍说：“如果不除掉董卓，日后必定被他控制，不如趁着他新来乍到，立足未稳，先下手为强，把他抓起来。”
话虽如此，袁绍还是有点胆怯，因为董卓手下的凉州兵个个都非常强悍。这次董卓带来了多少人呢？其实也不多，只有3000人。
有没有后续部队呢？袁绍不清楚，没敢轻举妄动。于是，帝都洛阳城内，司隶校尉袁绍与前将军董卓双雄对峙。
这时就可以看出兵权的重要性，什么三公九卿如今形同虚设。谁的拳头硬，谁才是洛阳城的老大。
首先看看司隶校尉袁绍。在东汉末期，司隶校尉的权力非常大，其实际权力甚至在三公之上。后人把汉代的司隶校尉与明代的锦衣卫相提并论，从官职上看并非顶级，然而威权甚重。
袁绍不仅是司隶校尉，在西园八校尉时，他就是第二号人物，领中军校尉。董卓进京后，袁绍实际上成为西园八校尉的统领，握有兵权。如果没有董卓半途杀出，袁绍将轻而易举地控制首都。
董卓的身份是前将军。当初，大将军何进和继母命令他进京是作为威慑力量，所以他没敢多带人马前来。董卓只带来3000人，凭借这点兵力，想控制洛阳显然难度很大。
除了董卓与袁绍，洛阳城内还有三支武装力量：
第一支武装是原大将军何进的直辖部队，人数不少。由于何进已死，这支部队群龙无首，形同一盘散沙。
另外两支武装与董卓性质一样，都是奉大将军何进的命令从外地入园洛阳。其中一支是齐督卫报信从泰山群招募来的军队，有1000多人。报信曾劝袁绍杀掉董卓，以绝后患，此时若袁绍与报信联手消灭董卓，并非难事。
然而，袁绍却迟疑不决，错失良机。报信深知董卓为人，怕遭毒手，索性不辞而别，把军队拉回老家。另一支武装则是丁原的并州兵团。
并州兵团是北疆的一支生力军，有数千人之多，实力不在董卓之下。丁原麾下有一员虎将——吕布，神勇无敌。这支并州兵团同样成为董卓的心腹之患。
与袁绍、丁原相比，董卓的政治野心要大得多。他踏入京师的目的，可不单纯是为了诛杀宦官、拯救皇帝，而是为了控制朝廷，把东汉帝国变成他个人的帝国。
有野心就有行动。但董卓兵力太少，与袁绍、丁原相比毫无优势可言。于是，他灵光一现，决定发动一场心理战。
董卓摆了一个迷魂阵，分批次让手下士兵偷偷出城，然后再大张旗鼓地进城，营造一个凉州兵团源源不断支援的假象。
凭借这一狡诈伎俩，董卓成功震慑住了袁绍和丁原，同时不露声色地吞并了大将军何进的旧部，从而改变了均衡的局面，获得了实力上的优势。
董卓又用小计利诱吕布，让其杀掉丁原，除掉又一大对手，并吞并了丁原的部队。他还得到了吕布这员虎将。
此时，京城洛阳内的四大武装力量，董卓已掌控其中三支。其实力雄厚，足以将朝廷捏在手心，徒留袁绍孤掌难鸣。
在政治上，董卓是高手。他废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除了对刘辩印象不好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
其真实意图是通过废立皇帝，树立起自己不可动摇的权威，成为朝廷首勋，以此独揽大权。当董卓提出这个想法后，却遇到了两个硬茬：一个是司隶校尉袁绍，另一个则是尚书卢植。
然而，此时董卓的实力已然难以撼动，二人只能逃离京城。
之后，董卓立刘协正式登基，是为献帝。董卓自拜相国，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建立了与帝皇相似的特权。
此时，他在朝廷中的权势已经如日中天。然而，董卓毕竟还是一个武夫，所有政治权谋也不过是些权术和阴谋。大权独揽之后，他开始胡作非为。
董卓仗着军权的威势，滥杀无辜，放纵士兵在洛阳城内劫掠百姓，搜刮财物，奸淫妇女。他还逼杀少帝、鸩杀何太后，专断朝政。
当时有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反映出人们对他的憎恨。由此来看，董卓的举动实在不算高明。他依靠残酷的高压来稳固地位，但最终也会遭到反噬。
公元190年，各地豪强纷纷起兵反董。董卓迫使献帝迁都长安。191年，董卓被孙坚击败，退守长安。
随着董卓野心的不断膨胀，其残暴跋扈的行为已然使得人人自危。于是，司徒王允设反间计，成功挑拨吕布杀死董卓，董卓全族亦被诛灭。而随着董卓的覆灭，汉末三国军阀割据的局面也由此开始。
纵观董卓的一生，他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贼臣代表。正所谓“汉之有董卓，犹秦之有赵高”。然而，不能否认董卓还是颇有政治能力，能在乱局之中把握机会，最终成功上位。
正如黄甫嵩的评价：“与民同居，为鸿鹄；入朝为官，便为凤凰。”然而，董卓的暴虐不仁，人心尽失，又是其为人所鄙夷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不失为当时的枭雄。
【第一位西天取经的高僧。历史小知识】
那是比玄奘西行早200多年的一代高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回真经。
他还是华夏远洋航行的先行者，被认为是早于哥伦布发现洲美的华夏人。他就是华夏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德高僧——法显。
法显本姓宫，是东晋时期的一代高僧，出生于今西山临汾。他所在的时代处于十六国时期的乱世，无休止的战争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法显的三个哥哥先后夭折，因此父母在他3岁时就将他送到佛寺当了和尚。
佛教自公元1世纪汉明帝时期传入华夏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
西晋时，全国佛寺已有180座，僧尼人数多达3700人。南朝谢灵运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慨叹，可以反映当时的情景。
然而，寺庙和僧人增多反而凸显了佛教中的戒律问题。加之传入中国的佛学经典要么残缺不全，特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从遵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恶不作。
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公元399年，也就是在玄奘西行前的200多年前，法显大师踏上了远赴佛教发源地天竺求取真经的路途。
当时玄奘西行时是一个29岁的青年，而法显出发时却已经是65岁的老人。就这样，在经历了13年的艰难险阻后，法显途经30余国，行程约5万里，终于在78岁时携经回国。
更值得一提的是，法显大师是中国历史上到达度印并由海上回国且留下记载的第一人。换言之，法显是最早乃至唯一经历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的华夏人。
联想到1000多年前的这位高僧，不由得让人对他的精神产生敬佩。
然而，法显大师带回来的并非只有珍贵的佛经，还有一个千古谜题——他很有可能比哥伦布早1000多年发现了洲美大陆。
公元413年，法显大师归国后，他汇总了西游历程，写成《佛国记》一书，又名《法显传》。20世纪初，法国史学界就根据《佛国记》的记载提出了法显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观点。
书中记载，法显走海路归国时，原计划从里斯卡兰登船，经度印西尼亚，然后北上广州回到华夏。按照正常航行状况，从斯里兰卡到达广州只需30天左右，即使遇到意外，50天也足够到达。
这也是法显乘船携带50天口粮的原因。然而，根据《佛国记》的记载，船只整整在海上漂流了100多天，在淡水和粮食几乎耗光的情况下，到达了一个叫耶提婆的地方。
他在那里休整了长达5个月才重新返程，最终回到中国。而这个耶提婆到底在哪里，却成为了最大的争议。
《佛国记》的英文版译者认为耶提婆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但后来经过学者们的一致认定，这一说法与史实不符。
如果海船飘到爪哇岛，只需10天左右就能到达，但法显乘坐的商船足足漂流了百余日。而我们所熟知的麦哲伦船队横渡太平洋用时三个月左右，时间上是接近的。
在这百余日的航行中，在大风和洋流的作用下，海船很可能飘入太平洋，到达彼岸的美洲。
根据《佛国记》的记载，法显在航行途中曾见到“大浪相搏，焕然火色”的文字，这正是在太平洋深海航行时大浪相搏激发的一种发光现象。
而“圆坨怪异之鼠”应该是近海很难看到的鲸鲨、海豚、玳瑁等深海动物。
在向西航行回途中遇到的“黑风暴雨，天多连阴”，也与北太平洋春夏之交的大风雨吻合。由此推算，在海上漂流100多天后，法显等人很可能到达了美洲。
此后，国学权威章太炎先生也曾撰写《法显发现西半球说》，肯定法显到达美洲的观点。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于1934年在世界书局出版的《华夏民族史》中也曾认为耶提婆国就是美洲。
此外，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湾台学者戴庆三和魏聚贤先后出版了《法显首先发现美洲》和《华夏人发现美洲》两书，都认为法显到达的耶提婆国实际上就是今天的美洲大陆。
由此可见，虽然耶提婆国究竟是何地尚存争议，但《佛国记》中的种种细节却并非无中生有。因此，如果论述为真，那么法显很可能比哥伦布早1000多年到达美洲大陆。
然而，纵观法显大师传奇的一生，他不仅是一代高僧、旅行家、翻译家、探险家，更像是一位拓荒者。
他开拓出一条新的取经大道，让后人沿着他的足迹去寻找佛的源头。在求佛的道路上，他拓荒的精神、不放弃的态度以及对佛教事业的贡献，都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
【一口气看完六次成为皇后的传奇女子历史小知识红颜易老】
她是历史上最传奇、最悲催的皇后，一生六次被立为皇后，五次被废。她嫁过两朝皇帝，前半生与“白痴”相伴，命运多舛；后半生却遇到真爱，备受宠爱。她就是传奇皇后杨宪荣。
杨宪荣出身于名门望族。她的一生五废六立，虽然归为皇后，然而皇后的身份并没有给她带来安定，反而让她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仅如此，在那个女性被视为附属品的时代，她还要承受“红颜祸水”的千古骂名，不禁让人唏嘘。
杨宪荣的第一任丈夫是西晋惠帝司马衷，第二任丈夫是前赵皇帝刘曜。虽说从历史结局来看，这两位都算不上明君，且都以惨淡收场，但他们给杨宪荣带来的影响却截然不同。
杨宪荣的人生前半段作为“痴呆皇帝”司马衷的皇后，屡遭废立，饱受苦难。公元300年，八王之乱爆发，晋惠帝司马衷的第一任皇后贾南风被赵王司马伦诛杀。
而杨宪荣的外公因为是赵王司马伦宠臣孙秀的同族，因而得以被立为皇后，这是她的第一次被立。然而，成为皇后对杨宪荣而言却成为苦难的开始。如果她知道自己即将遭遇什么，肯定不希望自己成为皇后。
杨宪荣在做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期间，正值西晋八王之乱的动乱时期，她和父亲杨全赤都多次差点死于非命。
随着“城头变换大王旗”，司马越、司马颖、司马颙等权臣掌权后，都曾废掉皇后杨宪荣，将其当作立威的工具，甚至司马越还打算杀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