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早年丧父，家境清寒，年幼时还当过放牛娃。然而，邓艾从小就立下远大志向，决心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汉末三国那个注重门第出身的时代，邓艾更像是一个励志改变命运的小镇青年。
公元210年春天，曹操颁布了求贤令。这一做法在当时颇为大胆，因为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与主流社会观念相悖。
正是曹操延续下来的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环境，给了邓艾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邓艾凭借自身的才学，被推荐为典农都尉学士，由此得以担任一些下级官吏，也算是进入了体制内。
对于出身卑微的人来说，这已然是一条不错的改换门庭之路。
然而，邓艾天生有一个缺陷——口吃。当时的典农都尉，也就是屯田区的行政长官，看不上邓艾，便指派他充任一名看守稻草的小吏。
出身贫寒，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就这样，邓艾平淡地过了近20年。但有才能的人注定不会平凡。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到洛阳汇报屯田情况，见到了太尉司马懿。
司马懿眼光毒辣，对这个青年大为赏识并加以提拔。遇到司马懿，可以说是邓艾一生的重大转折。从此，他不再平凡。
邓艾的军事能力常为人称道，但他的治国之才却往往被忽略。在被司马懿赏识之后，他开始参与魏国各项重大战略的谋划，写下诸如《济河论》等治国理政之策。
在这期间，他主要提出了两大战略思想：其一，开河渠、兴水利；其二，在淮北、淮南实行大面积屯田。邓艾敏锐地指出，当地土地肥沃，但因缺水而无法充分利用。
他主张开挖河渠，引水灌溉，广积军粮，同时开通漕运水路。
这两项政策极大地增强了魏国的国力，为魏国后续伐蜀、伐吴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可以说，曹魏政权能在三国中始终保持实力最强，邓艾的许多政治主张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邓艾不仅文能提笔安天下，而且武能上马定乾坤。早期，他在淮南与东吴的诸葛恪交战时，击退了对方的进攻，使其无功而返。
此外，他还平定了王凌的叛乱，展现了他高人一筹的军事才能。46岁时，邓艾正式出任南安太守，镇守与蜀国交界之地。
此后，他开始了与蜀汉名将姜维的博弈对决。虽然邓艾在名气上远逊于姜维，但在魏蜀交战中，他常常料敌先机，始终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在与姜维的数次交战中，邓艾未尝败绩。其中，段谷之战邓艾更是大败姜维率领的蜀军，使其死伤无数。此战也是姜维历次北伐中败得最惨的一次。
另一方面，这场失败也使得姜维的声望在蜀汉内部遭到沉重打击，成为蜀汉朝堂中主和派崛起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第二年，邓艾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篇《仇国论》，也为后来姜维的北伐流产埋下伏笔。仅从段谷一战来看，邓艾的军事能力自然毋庸置疑，力压姜维。
然而，段谷大胜并非他的终点，灭蜀战役才是邓艾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孙子兵法·兵势篇》中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真正的顶级军事家往往在于出奇制胜。邓艾善于运用骑兵，其战法变化莫测，让对手难以捉摸，才能做到所向无敌，所及者安。
如战国名将赵奢的阏与之战，其面对秦国的强大攻势，采用制造假象和出奇制胜的战略，最终成功解除了阏与之围。
又如毛主席军事生涯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战役，其因势利导，面对强敌如同四两拨千斤般，在进退两难中找到了最为适宜的道路，堪称出奇制胜的典范。
在灭蜀之战中，剑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导致钟会久攻不下，无计可施。魏军因军粮不济，准备退兵。
而邓艾趁两军主力相持之际，率领精骑进行大纵深迂回穿插，绕过蜀军的正面防御，直指蜀都成都，迫使蜀主刘禅向邓艾投降。
1000多年后的两战战场上，国德名将曼施坦因也曾复刻这一场景。
当时，他面对法国号称“固若金汤”的奇马诺防线，出奇兵穿越被认为不可逾越的阿登山区，成功闪击法国首都巴黎，高卢雄鸡望风而降，而马奇诺防线也沦为笑柄。
邓艾偷渡阴平，正是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奇袭战例，被作为军事史上的杰作而载入史册。
邓艾在平定蜀国后，立下旷世奇功。他进城后没有发生抢掠，安抚投降的人员，让他们赴任就业，受到蜀人的拥护，颇有儒将之风。
然而，常言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小人嫉妒往往是很多名将难以逃脱的命运。如汉之名将周亚夫，死于小人陷害。
公元264年，立下不世之功的邓艾被钟会污蔑，遭司马昭猜忌而被收押，最后惨遭冤杀。
那么，为何邓艾最终落得悲惨下场？又为何其知名度不如姜维？很多人把邓艾之死归结为其在蜀汉投降前后的诸多问题，所谓“自作主张，先斩后奏”，惹恼了司马昭。
然而，这其实并非邓艾之过，而是君王的差别。邓艾的举动其实是参照了东汉建国时刘秀、邓禹的例子。但很多人认为二者环境和情况不同。
仔细想想，其一，司马昭远没有刘秀的心胸和能力；其二，邓艾出身寒微，远没有得到邓禹在刘秀那里的信任。因此，即使手握兵权的邓艾没有这些问题，面对疑心极重的司马昭，他也难以善终。
后人在评价邓艾时说：“邓艾是一个猛士，但对于阴谋诡计方面，他没有那么多的心眼，很容易被他人坑害、暗算。”
这说明邓艾本身就是一个十分耿直坦荡之人。司马昭并不信任他，因此才以钟会为平蜀的主帅，加上其咎由自取的点兵。说起造反有多大作为，无异于痴人说梦。
除此之外，长期以来，蜀汉是绝大多数国人心目中的正统。即便时间到了如今，《三国演义》的传播使得蜀汉仍然拥有着巨大数量的粉丝。
正因如此，灭掉蜀汉的邓艾就自然而然地给自己贴上了反面人物的标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邓艾的地位必然是十分尴尬。
正因如此，与邓艾屡次斗法的姜维，虽然败多胜少，也未入武庙，但因为姜维站在了所谓“正统”一方，因此其历史存在感要强于邓艾。
纵观邓艾的一生，虽然最后他含冤而死，但英雄往往是不凡的。或许邓艾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也没有像刘备、诸葛亮那样出名，但这并不影响他彪炳史册，被我们所尊重。
邓艾的生平其实就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生平。他以“小镇做题家”的身份，从底层出发，历经苦难，努力奋斗，建功立业。即便最后衰落，也不改初心，这样的人更值得我们去铭记。
【专权祸国的汉末乱世枭雄历史小知识三国】
何为枭雄？
枭雄，多指强横而有野心之人。而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在汉末三国的乱世中，力压皇甫嵩等一众豪杰，最终手握大汉权柄。
虽然他被称为“乱臣贼子”，但依靠权谋和抓住机遇，亦不失为一代枭雄。他就是东汉太师、郿侯董卓。
董卓，字仲颖，肃甘岷县人。在三国题材作品中，董卓的形象大多是膀大腰圆、猥琐凶残的奸臣
。然而，历史上董卓的形象与我们印象中大相径庭。他成长于西北凉州的豪强家族，年轻时曾是少年游侠，力大无穷，武艺高超，跨上骏马能够左右开弓。
成年后的董卓在陇西郡官府担任官吏，负责地方治安。当时，胡人经常骚扰边境，劫掠百姓。董卓领兵大破胡人，斩获颇丰，被称为“凉州三明”之一的汉末名将段颎的部将。
段颎因功将董卓推荐入朝廷公府，董卓由此开始发迹。
汉桓帝末年，董卓又在“凉州三明”之一的另一位名将张温部下任军司马，讨伐汉阳乡人，屡建战功。后来，他得到司徒袁隗（袁绍的叔叔）的推荐，出任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先后参与镇压黄巾起义、扬州之乱等战役。虽然有胜有败，但董卓逐渐成为东汉末年手握重兵的猛将。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董卓兵团的人员构成。董卓拥有东汉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东汉的精锐部队多集中于边疆，而在边疆驻军中，以西北军最为精锐。
这是因为东汉一百多年的边疆战争多爆发在西北，东汉朝廷采取“以夷制夷”的战略，故而在西北军中有许多善战的羌族骑兵。
然而，当时朝廷里有不少人深感董卓的威胁，认为他过于跋扈，让他执掌兵权无异于养虎为患。汉灵帝于是下诏，命董卓入京担任少府的虚职。
在刻板印象中，董卓往往被视为勇而无谋的莽夫，但历史上董卓却颇有政治谋略和权术。多年的南征北战让他看透了这个时代：在混乱的年代，枪杆子里出政权，握有兵权才是硬道理。
董卓接到诏令后不肯受命，以“军队不稳”为由上书推辞。过了段时间，汉灵帝病重，眼看时日无多。
别看他是个昏君，但当了多年的皇帝，防人之心很强，始终觉得董卓是心腹大患。于是皇帝把董卓提拔为并州牧，而并州牧实际上已经是益州的军政长官。
如今为了削董卓兵权，灵帝开出一个令人心动的条件，但还有一个附加条件：董卓必须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左将军皇甫嵩。
然而，此时手握重兵的董卓，即使面对皇帝也毫不在意。
董卓虽然接受任命，但不肯交出军队，上书辩解说：“我统兵十年，士兵上下与我关系很好，都愿为我卖命。我请求带这帮士兵去并州效力。”
面对公然抗命的董卓，唯独只有一个人让他深感畏惧，那就是名将皇甫嵩。因为皇甫嵩手里同样有着东汉帝国最精锐的西北军，而且他的军事能力也远超董卓。
此时的皇甫嵩本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掉董卓，从而避免后来的董卓之乱。然而，这位军事能力杰出的一代名将，政治能力却十分堪忧，只是将董卓不肯交出兵权的事上奏朝廷。
于是，灵帝下诏责备董卓。最终，迫于压力，董卓带着5000人向并州出发，但停留在河东郡就不再前行。
身为武夫的董卓有着不错的政治敏锐力，他察觉到洛阳局势可能要发生变化。果然，不久汉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掌权。
何进与袁绍等人谋诛宦官，但何太后不肯下诏。于是袁绍出了一个馊主意：召董卓等人领兵进京，以此逼迫何太后。
巧合的是，董卓的精锐部队此时正在离洛阳不远的地方。何进马上命令董卓部队向京城进军。
然而，此举无疑是引狼入室。董卓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只要他进了京城，凭他的力量足以把朝廷捏在手中。
他毫不迟疑，点兵3000，马上开拔，还写了一则义正词严的奏章，奏请诛杀中常侍张让等宦官。
对于董卓这个人，不少人有着清晰的认识，觉得他有野心，一旦让他带兵入京，恐怕凶多吉少。何进本来就没有什么主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便派人持着皇帝的诏书，让董卓在城外待着。
董卓没有办法，只好在洛阳西郊一带安营扎寨。虽然帝都就在眼前，自己却只能待在城外，董卓心里很失落，但此时能做的也只有静观其变。
京城卫大将军何进终究没能控制住局势，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此后，袁绍率军攻打皇宫，放火烧宫门，一时间火光冲天，数十里外都看得到大火。
董卓猜想，京城一定发生了大事。于是，他连夜集合军队向洛阳城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