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几天以后，苏定见到了姚兰。
事先没有电话通知，冷不丁地突然现身，估计是有什么意外的事情或者收获。
姚兰看起来黑了许多，人憔悴了不少。不过精神还好，保持着一贯活力十足的样子。见到苏定的第一面，就扔给他一个大大的信封，鼓鼓囊囊的样子应该比较有内容。
苏定掏出一摞厚厚的笔记本，看得出来是非常老式但很精致的本子，抚摸上去有一种很舒适的柔软。封皮竟然是民国时代的风格，工笔画着几株淡雅的花卉，还有两个字体古朴的大字：
日記
苏定翻开扉页：“金溥安？这是什么人？”
姚兰所称的那个专家，是她的一个中学历史老师。在职位上看称为专家可能有些勉强，但就专项研究方面，无论从态度、能力和成果各方面衡量，他完全当之无愧。
当然，这位老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也得益于特殊的机遇。本来，萨满教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感兴趣的人在全球不计其数。但在它的发祥之地，却突然出现了几十年的空白，大多数的老年人已经基本忘记了他们祖先曾经的信仰，新一代的人则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的传承。在这样的荒芜之地，仅存下来的研究者寥寥无几。用矮子里面选将军来形容可能过于刻薄，但不可否认的是，贫瘠土地上能够最终生存下来的，哪怕不那么健壮，也总是特别的引人瞩目。
老师首先坚决认为姚兰提供的图案不属于萨满教的任何支系——因为这显然是现代人的手笔。同时他承认图案应该跟这个宗教有一定的关系。
“至少可以肯定，是了解甚至熟悉萨满教的人——这样的人可不多。”
“那可真是意外之喜了。”
“嗯？”
“我们寻找的目标范围不就是大大缩小了？”
姚兰在老师面前，依然如同学生时代，以不失时机的小小的恶作剧，表现出在长者面前的刁顽和娇宠。
此后，两人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寻遍了黑、吉两省所能想到的目标，终于在靠近兴凯湖的一个县城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粗糙的小书，里面某一页印着一模一样的图案。
小书的名字叫《葬礼仪式考要》，作者：金溥安。
出乎意料地，当地人对这个作者非常的熟悉——至少在图书馆里，姚兰二人就得到了关于这位作者的许多讯息。
金溥安，男，1921年出生，满族人，据说父辈是溥仪的一个远房堂亲。解放前曾在国府教育部任职，解放初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学。1958年，第二次肃反之后，跟他的妻子余晚亭一起被送往兴凯湖劳改农场。余晚亭于1959年去世，而金溥安本人则一直留在此地，1985年去世。
金溥安对萨满教的研究应该是有一定的深度的，但囿于条件，他显然没有得到任何交流、分享他人成果的机会。不过看得出来他对此兴趣浓厚，仅在这个图书馆里，就找到了四本他所写的关于萨满教的著作，而且令人惊奇地印刷成书——虽然不是正式出版物。
姚兰的老师粗略看了一会，便自作主张地决定继续寻找作者的遗迹。很快他们便打听到了金溥安的最后居所——离湖边不远的一个小村。村民不多，但很奇怪地混居着鄂伦春、赫哲、鄂温克和汉人，有的打鱼有的狩猎，还有的在短暂的春夏，种植一些耐寒速生的农作物。当然，在这样的时代，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城市同化着，工业和商业在这个小小的村落也成为了主导性的生存方式。
金溥安的旧居是一个很小的院落，一个木头搭建的平房，外面是一圈不知何用的院子，没有象别的院子那样堆放着取暖用的劈柴或者煤块。看得出来，已经很久没有人在这里居住，但院子从里到外却很干净，象是有人定期来这里打扫卫生。很快，带路的人解释了一切——这是当地人对金溥安的尊重，差不多把他当成了村子的荣耀，由此才能在身后备受哀荣。
“金老师学问可大了，教孩子念书，给人看病，还有……村里的大小事情，少不得都请教过他。大概就是这样吧。”带路的小伙子挠着头，很费劲地叙述着，显然以他的年龄，金溥安的事迹只是传闻或者是很遥远的记忆。
旧居里的东西大体保持着原貌，在征得同意之后，姚兰二人进行了简单的检查，姚兰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这几本日记，而他的老师则对屋子里四处可见的饰物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日记本是姚兰费尽了口舌，才说服村长同意暂借。姚兰没有过多地运用公务的压力，更多地表示了对主人的景仰以及对其专业的兴趣。当姚兰有点心虚地流露出将尽力让这位主人的善举和研究成果重见天日，以便有更多人了解和传诵时，村长几乎是涕泪交加地将本子交到她的手里并表示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我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通读了三遍，建议你有空也仔细看看。”
姚兰竟然有点不舍的神情，她轻轻地抚摸着封皮：
“哦，那些标签是我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不影响你的阅读选择。”
此后的几天时间里，苏定便将所有的空余时间都花在了日记当中。姚兰没有言过其实，日记的内容确实让苏定有点忘我。但跟姚兰不同的是，他对里面有关萨满教的纯粹学术方面的心得，实在是难有太多的共鸣。当然，日记中必然还有许多鸡毛蒜皮的流水账可以忽略。不过，即使撇开这些内容，日记本也留下了一个粗线条的、跨度将近三十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