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不是朱三太子第656章 复周礼，破礼教
科举是朝廷大事，举才大典，黄立本来要彻底改革，但在深入了解之后，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八股取士是自明代成化年间开始，用排偶文体阐发经义，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
八股文的试题出自四书，应试者必须按四书五经的代圣贤立言，依格式填写，因而具很大的局限性，弊病尤大。
然而明清科举取士，又以八股文为主，于是教育重心当然就完全放在如何教八股文与如何做八股文上了，严重束缚了学子的思想与才华。
但对于科举取士来说，它也有一个优点，就是对仗工整与否，标准很具体，使考官对内容大体达到要求的若干考卷，容易判定高下，避免引起纠纷争论。
这在考生多，录取名额少的条件下，是至关重要的。
黄立也明白了八股文能在明清沿续的主要原因，与后世的标准化试题一样，容易判定对错，很客观。
如果让考生自由发挥，就难以确定标准，往往就是凭考官的主观来分辨优劣。不同的考官，就会有不一样的评定。
对此，黄立深入研究之后，也觉得很头痛。反复思虑，又与臣子商议，最终在科举考试上，多划分了专业，来解决这个问题。
古代科举也有专业的划分，象明法、明经、明算，明书，就各有侧重，以达到全面取才的目的。
此次科举的专业划分则更多更细，有政、法、算、农、经、工、水利等。所考的专业不同，日后授官也不一样。
古代的进士并不是全才，可放官却是按全才用。少不得要用到刑名、钱粮等师爷，往往被胥吏架空。
黄立便要专才专用，以后只有品级不同的官吏，也都有上升空间，不再依靠胥吏来维持基层的秩序。
这就有点象后世的组织机构，县官下面有管刑罚的、管农业的、管经济的官吏，各司其职。
官吏并不是县官雇佣的奴仆，任免也要走程序。虽然是上下级的关系，到底也不象仆佣那样放心，不太敢肆意妄为。
而高中的进士，也不会直接委官，特别是放外任，会更加慎重。
实习是肯定的，除了各部院，地方也是要去的。光有学识，没有实践经验，书呆子治理不好地方。
其实，黄立把科举就当成了一次官吏的招聘，只不过是较为高端。
官吏聘用都是从十五级或十六级干起，进士则提升三级，以彰显科举出身的不同。
三年一次科举，但在平时，官吏的招聘却一直在进行。黄立在设想是以后取消科举，官吏都从基层干起。
古代的读书人看似高人一等，其实也有很多为了举业而艰难渡日的。特别是在南方，文风盛，礼教也严，以读书举业，风险也不小。
特别是对嫁给读书人的女人来说，贤惠持家是第一位的。男人科举不中，有时候就是十几年二十多年分文不赚，吃饭穿衣都很困窘。
黄立是很鄙视这种所谓读书人的，连老婆孩子都养不了，只拿科举当事业，不仅偏执迂腐，更是冷情无义。
所谓齐身治家平天下，连家人都不顾，还指望他们能爱民如子？
“那些女人也可怜，一回回盼着男人金榜题名，自己也能跟着沾光享福，却一回回失望。忍辱负重的苦熬，最后得了好结果，多是戏里编的，当不得真。”
黄立心中鄙视，思虑着，拟出了策问的题目。
所谓策问，与后世的论文差不多，但篇幅不大，更象议论文。
策问早在汉代时就开始采用，到了唐代，策问文体的演变就主要体现在制举考试的试题上。
主要是围绕科目的性质，依据经典、史籍内容，或结合政治和社会问题提问。宋代以后，策问成为正式的考试方式，广泛用于选拔官员和文人。
由于专业设的较多，黄立拟定的就是通考题目。其它的，则是专业性的考题，他不插手。
等到题目拟完，黄立才拿起军队南调崇明的通报，简单阅看之后，交由大都督府处理。
南调的军队会休假一个月，也会本着自愿的原则，有相当部分的将士退役返乡。
在南洋的开疆拓土，其实用不了多少军队，主要还是海军的任务，扩充海军陆战队则是必须的。
就凭那些土著，西夷几百人就能灭国，明军肯定会更轻松。
就是现在进入亚洲的西夷，也不是国家之力。象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实力上根本不是明军的对手。
西班牙人的实力稍微强点，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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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吕宋，经营了这么多年。但与现在的明军相比，也就那么回事，只能欺负土著人。
“可惜有功将士太多，朕也不能去亲自授勋。”黄立有些遗憾，放下了奏报。
勋章分成几个作战时期，光复江南，北伐中原，辽东大战。将士们基本上人人都有，而打满全场的，也不少见，多是军官为主。
要知道，勋章本身并不值钱，但代表着荣誉，代表着战功，却是可以传家的荣耀。
小柳见皇帝起身，在殿内走动，赶忙上前收拾桌案，端上茶点水果。
这也是黄立的习惯，休息的时间会吃点东西，不多，就是松缓一下，让脑子清醒起来。
小柳入宫的时间不长，但靠着学识和眼力架儿，已经立稳脚跟，得到了皇帝的赞赏。
黄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花花草草，舒缓着眼睛的疲劳。思绪却不平静，又想起了颁布新法的事情。
提高女子地位，改变重男轻女的思想和传统，不是说说而已，更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被广泛认可的事情。
停了旌表贞妇，提倡寡妇改嫁，现在看来，还见不到成效，应该是时间还短，观念没有改变的原因。
女子也有继承权，兄弟姊妹平等；和离也能分家产，而不是被赶出家门。
黄立听说过吃绝户的事情，极为厌恶。新法颁布，应该能给妇女提供保障，不致于太过凄惨。
买卖人口已经禁止，哪怕是灾荒，卖儿卖女也是违法犯罪。关键是买者也有罪，很有震慑力。
“只要官府的赈济到位，能够吃上饭，也就没有多少狠心的父母，会把骨肉卖掉。”
黄立知道这只是开始，要持之以恒地实行一段时间，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传统思维。
其实，黄立不着急北上迁都，还有一个心思，就是坐镇江南，争取改变族权绅权大于法权的现象。
在古代，宗族群体早于封建皇权，是它们的存在才催生出了“宗法制度”。
封建皇权对于宗族势力一直是抑制的态度，西汉时期，朝廷打击豪强；东汉时期，朝廷实施丈田，这些都是抑制宗族发展的手段。
皇权高于族权，国法大于族法，这本来是勿庸置疑的关系。但实际上，却有很多地方并不是这样。
所以，尽管中央政府制定了统一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往往无法深入到偏远乡村。
于是，地方上出现了许多私刑，其中浸猪笼便是一种极为残酷但广泛使用的刑罚。
被处以此刑的人多半是触犯了道德或宗族规约的男女，在法律无法完全覆盖乡村的时代，浸猪笼成了乡村社会维持秩序的重要工具。
在黄立看来，是否有罪，如何惩处，那是官府的职责，要依法行事。私刑与杀人无异，不管宗族多强大，宗法也不能凌驾于王法之上。
所以，政权下沉，并逐渐确立权威，便是黄立的目标之一。
削弱族权、绅权，改变“皇权不下乡”的局面，现在看起来也是初期阶段，还有很多不足。
要抓几个典型，严加惩处，昭之于世，才能更有震慑力。福建甫田，宗族械斗时常发生，应该重点关注。
“什么宗族士绅，在皇权之下，在强大的军队面前，都是渣渣。”黄立并不认为自己此举会造成江南动摇，甚至是腥风血雨。
看看在满清的刀子面前，老老实实的乡绅豪富，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德行。
小柳看着好象已经神游天外的皇帝，想提醒一句茶要凉，又怕打扰皇帝的思路，只好退到一旁继续侍立。
黄立吐出一口长气，回到御案前，小柳上前递上湿毛巾。净手之后，黄立吃了块芡实糕，味道不错。
“皇爷，这茶温了，换一盏吧！”小柳温声建议。
黄立摆了摆手，端起茶碗喝了两口，随意地问道：“你见过乡下浸猪笼的酷刑吗？如此残酷，那些乡人为何象赶集似的去围观？”
小柳愣了一下，躬身道：“奴婢只是听说过，却不曾目睹。此种惨酷之事，应该只有穷乡僻壤才有发生吧？”
黄立垂下眼帘，不置可否。
他想到了鲁迅笔下那些观看砍头的麻木观众，却没有想到，在明朝就已经出现。
对于浸猪笼这种惨剧，乡人非但没有丝毫同情之心，却象看大戏一样，聚拢起来看热闹。
“根源应该在于封建礼教，对于不守妇道的女人，社会舆论是谴责，百姓也由此而痛恨。”
黄立知道自己应该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封建礼教吃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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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人的思想，不打倒摒弃，始终是制约思想解放的最大障碍。
“程朱理学是罪魁祸首，在宋之前，似乎是没有那么严密的男尊女卑，什么存天理灭人欲，在宋前的朝代，应该是没有。”
黄立不是很熟悉，提笔写了几个问题，命人送往秘书处，请张默等人查阅古籍，做出解答。
时间不大，那边便呈上了答案，黄立阅看之后，微笑起来。
在周朝，讲究的是周礼，被儒家视为“复礼（即复周礼）”的终极追求。
周朝专门设置有官方的“媒官”，《周礼·地官》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这里的判为半的意思，即媒氏主合民间各为一半的男女。
“媒氏”的具体工作范围包括三点：
首先是对民间适龄男女进行管理。掌握年龄信息，管理婚姻：“凡男女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男女成人之后必须在官方备案姓名和出生年月日，男子三十必须娶妻，女子二十必须出嫁。
其次，女子再婚及再婚有子者的管理：“凡娶判妻入子者书之”，鼓励女子再婚，如果女子有前夫的孩子，再嫁之时带孩子必须书面写明这个情况，避免诉讼。
还有约会、结婚的日期，也有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在夏历的二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是男女相会、婚嫁的最佳时节，也就是说男女恋爱私会是不加干涉的。
对于鳏寡男女的婚姻进行判合：“司男妇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男无家、女无夫者，由媒氏主婚。
这种命令是以王命下达给个人的，避免男女怨旷。一则遂其所愿，二则避免其因为个人欲望而私合，影响社会风化和管理。
“很好，这就有了理论武器，占据了道义高点。而不是凭空想象，独出心裁。”黄立沉吟着，提笔又拟一题。
宜早不宜晚，就用周礼来打败程朱理学，通过此次科举取士，正好让人们转变思想。
不是想入仕作官嘛，不能与皇帝和朝廷思想一致，即便侥幸考中，也走不远。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就象高考的时事政治，不关心不知道，也得不了高分。
不管是不是复古，只要有利，拿来就用。《周礼》高大上，作为理论武器，就更加高大上。
黄立的心情舒畅起来，看着小点心，笑着对小柳说道：“拿下去，赏你啦！”
小柳赶忙施礼谢恩，脸上充满喜悦。心中却是疑惑，不知道皇帝原来看似不太开心，怎么又高兴起来。
“独尊儒术的局面要改变，既要复周礼，那提倡百家争鸣，也就不突兀。欧洲有文艺复兴，大明也要解放思想。”
黄立思虑着，觉得自己又有进步。强力手段固然干脆，可在改造思想的领域，还需要更有智慧的办法。